《郑源来自传》 • 第五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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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源来自传

第五章 人间劫难

7.人间地狱——大屠杀刽子手纪实

岁月可以尘封,历史不能没有真相,巧言善变反而欲盖弥彰,谎言和罪恶终究被戳穿。本段内容是根据日本NHK电视台拍摄的《战后六十年,改变历史的战场系列纪录片》之一《柬埔寨大屠杀的真相》而整理。以红色高棉第二号人物、原人大委员长农谢的采访为中心,将这位“死不悔改”的柬共元老的证言与历史事实对照,叙述内战和大规模杀戮的经过以及波尔布特政权垮台的原因。

2005年,日本NHK电视台决定拍摄“战后六十年”系列纪录片。本文内容是其纪录片之一,拍摄力求客观,采访诸多人物,包括大屠杀的生还者,红色高棉第二号人物农谢,波尔布特派掌权时期的地方干部,以及向越南求助并最终推翻波尔布特政权的军方人物韩桑林,并且首次披露了一些影像资料,请留意被采访者所代表的身份。

柬埔寨大屠杀的真相,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至于大屠杀的确切人数,由于资料搜集的困难而无法确定。

进行调查的柬埔寨文献中(Documentation Center of Cambodia-DCC)在欧美人权团体的援助下于1995年设立,至今为止访问调查的人数达数10万人。
根据文献中心的情报,联合国调查团在1999年做成报告,把波尔布特政权实施的大屠杀确定为国际法规定的种族灭绝,估计牺牲者人数约为150万至170万。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波尔布特派是如何掌权的?波尔布特派大多数干部是在法国留学期间接触了马列主义,因此被称为Khmer Rouge (法文意思是红色的柬埔寨人)。该组织的领袖本名叫沙洛特绍(Saloth Sar),秉持一贯的神秘主义,官方名自称为:波尔布特(Pol Pot)。

翻开历史,1970年前期,越南战火纷飞,美国军事介入引发越南战争。此后战火蔓延至邻国柬埔寨,美国认为柬埔寨是敌方的补给通道,强化了空爆。1970年柬埔寨发生了受美国中情局支持的军事政变,成立了朗诺政权。波尔布特派作为与朗诺政权对抗的反美共产势力而羽翼渐丰。1975年,越战迎来终局,丧失国民支持的柬埔寨政府军遭到惨败,朗诺被迫亡命美国。

1975年4月17日,首都金边陷落。进入市内的波尔布特派士兵被视为解放者,受到市民热烈欢迎。正当美国在越战中败北,西贡陷落两个星期前之际,柬埔寨大地上的惨无人寰的悲剧 ,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

波尔布特派的政策是从城市到农村。波尔布特派进入金边后,马上要求200万的金边市民离开。市民们被命令移住去乡村,拒不听命的被处以死刑。从影像纪录上可以看到,很多士兵拿着枪在大街上四处游走,监视着市民的撤离,这种转移接着在柬埔寨全境展开。

NHK电视台另一部经典影像纪录片《映像的世纪》中,有一段真实影像,是由南斯拉夫摄影师在1978年偷拍的画面。当时整个城市里空荡荡的,很多房屋的门都没有上锁,一个人影都看不到,甚至连一个活物都没有。这实在是最诡异、凄凉的景象。

为什么要让市民从城市撤离?

农谢的回答:当时金边市内粮食和燃料的储备什么都没有(这显然是谎言),所以才让市民移往别的地方去。希望大家要理解的是,归根结底这只是暂时性措施,情况好转后就会让他们回来(但是事实上没有人能重返金边)。

波尔布特派掌权时期的地方干部这样解释:都市人口向农村的转移其实别有用意。之所以要强制移住农村,是为了对习惯过城市享乐生活的资产阶级再进行教育,让他们接受身心锻炼。而方法就是参加农村的集体劳动,开垦新的水田,修整灌溉设施,提高农业产量,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的办法。

匪夷所思,失去人性管制的狂徒执意要消灭资产阶级及迫害知识分子家庭关系。进行政治伎俩赶到农村的人们被使以无情的手段,使青年人与家庭分开;大人不分性别年龄都一样要劳动,婴儿准许在母亲身边喂养,孩童交由指定的老年人照看。个别甚至对饮食居住就寝分开,一天24小时都有人在监视。人民时刻处身在恐怖中,有的家庭被拆散,有的家庭幸免可以一起居住。然而,各个地方行政上的管理体制又各有不同之处。

遵照组织的决定而结婚的家庭,以及革命伴侣家庭出生的孩子,享受待遇比较优惠。

人们被分门别类编入个小组,全都归属于名为“萨哈考”(sahakor)的劳动合作社。每个人都身穿黑色工作服(人们称之为“黑衣”),按照合作社的计划从事劳动,每天只提供两顿饭,有时只是稀饭充饥。

为什么要消灭家庭眷属关系?柬埔寨文献中心根据调查作如下分析:波尔布特干部把国民称为元素,认为和东西一样,可以任意切割雕琢改变形状。他们没有理解“人”到底是什么,所以他们认为消灭及分开家庭眷属关系,等于减轻潜在的风险,拆除身边定时炸弹。灌输红色意识形态制造家庭矛盾,让孩子仇视父母出现这种怪异之事也是常态发生的、可以办到的。到最后甚至荒谬认为,在波尔布特政权建立后诞生的孩子不应该与革命前事务有任何联系,给孩子认识组织,正视养育他们的恩人。这个分析看上去并不能完全让人信服,让人觉得实在荒谬,有点难以相信。Angkar(安卡)是颁布红高棉指令,令人闻风丧胆的代名词,这是高棉语“组织”的意思,当时也指遍布全国的组织和其领导人。波尔布特的统治下暗中特派地下工作人员,到处监视国民惯使最残酷手段。在调查中常常会听到Angkar(安卡)一词,什么是Angkar?调查报告记载:大权在手的无数个Angkar管理着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人员;明明有粮食,可Angkar就是不让分配,放任人民饥饿。Angkar的恐惧监视笼罩着人们日常生活;如有风吹草动,随时都被扣上反动帽子。特别是:原先居住解放区的人民都有权给新来的人民定罪。

平民怎么看待Angkar呢?波尔布特时代Angkar一词虽然听到过无数次,但究竟是什么含义不清楚。是不是人、在哪里、有什么力量,完全都不知道;但只是只要一听说Angkar,大家都怕得要命,原来Angkar属于最高领导国家的统帅。

波尔布特掌权时期的地方干部回忆:对我们这些人来说,Angkar就如同是党中央的指挥塔。可以对国内任何人发号施令,至高无上的存在,所以谁都害怕Angkar;没人能逃脱这种恐惧,即便是当时任副总理的英萨利,党的最高层干部也不能例外,谁都为自己的安危忧心忡忡。

波尔布特的政策是农业立国,并设定了每公顷3吨的高产量目标。随着粮食产量无法增加,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开始不断出现虚报产量的情况。比如只收获了2000吨,可给Angkar的报告却说成4000吨,由于另一半的2000吨要按规定上交,结果合作社里就变成粒米无存,大家就只能天天喝粥。

合作社因粮食和医药品匮乏,饥饿和疾病蔓延,人们无力从事劳动的人日渐增加;随后开始有大批人无形中消失,或者被扣以反革命的罪名被处死。

农谢始终认为:农业生产本身是成功的。问题是潜入我们内部的间谍和叛徒,因此收获的粮食没能顺利分配,使国民挨饿是那些叛徒们。破坏革命的叛徒们罪该万死,有必要予以严惩;可我们也没有随意一气乱搞,而是根据确切的证据实施了惩处不法分子。

堆斯陵监狱的幸运者,春迈先生的故事。春迈先生原是机械工人。在金边市内的缝纫工厂工作,有一天被突然带到金边市内的堆斯陵监狱。堆斯陵监狱,即下文的S-21集中营。本来是高校的校舍,教室变成了审讯室,犯人们被拷在床上,遭受各种各样的刑讯。

进行审问的多由忠实于上级命令的十几岁的年轻人担任,还制定了详细的讯问手册,监狱内配备专职摄影师拍摄记录关押者的容貌和审讯的情形。“到这里后解开了手铐,但又被铐上了脚镣,就这样坐在地上。面前的桌子上有一台打字机,随后就开始审讯。问我有几个同伙何时参加组织等问题。我根本不知道,就跟他们说我和中央情报局没有任何关系,连有这个组织都不知道。可是他们听而不闻,他们说Angkar已经把你们的计划全部告诉我们了,还不快从实招来。可是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没办法回答。于是就拿来棍棒开始殴打我,不停地打,痛得我眼泪直流。可是他们还在不停地讯问,是中情报局的还是克格勃的。他们再怎样讯问,可是不知道的事情叫我怎么回答呀?” 春迈先生回忆说。

春迈先生拒不承认和中情局有关,拷问变本加厉,或遭电刑直到昏死过去,或被铁钳拔指甲。“审讯期间被光着身子关在这里,有一天我忽然这样想,说不定密告我的Angkar也是被关在这里受刑的人,为了脱离苦海才嫁罪与我。就这样前思后想,我也开始胡编起来了。”在审讯开始后的第十二天,春迈先生俯首认罪。

“有一天看守来问谁会修缝纫机,我回答说我能修理。他警告我绝对不许逃跑,然后就拿衣服给我穿。这样我就开始在监狱的缝纫厂劳动。”春迈先生回忆。

春迈就这样逃脱了死亡,终于活到了波尔布特政权倒台。三年中,有2万人被送到堆斯陵监狱,最后活着离开这里的只有14人。

波尔布特政权倒台,越军进入金边后不久拍摄了影像,堆斯陵监狱的审讯室中还丢弃着刚被杀害的死尸,有鸟类在啄食着尸体。

在距离堆斯陵监狱10公里外、约30分钟车程的地方有个刑场,叫做Beng Cherng Erk,招供的人都被运到这里,乱棍活活打死。后来在这个刑场发掘出约两万具人骨,很多的头颅有处刑时造成的破裂痕迹。现政府已筑造一座头颅骨塔作为追思留存世间。

柬埔寨文献中心进行的全国性调查,查明了遗体的埋葬地点,结果显示:全国的遗体埋葬地点多达20000多处。

波尔布特政权的覆灭。在强制迁移和死刑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使部分军人终于发动了叛乱。叛乱首领后来便是反波尔布特派势力的领袖——韩桑林。有些波尔布特官兵认为波尔布特政权已不可信任,开始脱离队伍逃进丛林里。他们诉诸国际社会,指责波尔布特政权在进行大屠杀,但结果没人理睬。1978年5月,韩桑林和部下一起越过国境到越南,要求越南政府提供军事援助,以推翻波尔布特政权;越南提供了武器,反复进行军事训练。1978年12月,韩桑林率领反波尔布特武装与越南军队一起攻入柬埔寨。仅仅两周,金边陷落。三年零八个月的波尔布特政权轰然倒台。根据前波尔布特指挥军官说,那个时候能真正打仗的兵力已经不存在。

韩桑林领导的新政权建立,但是与在山岳地带负隅顽抗的波尔布特派的内战也随之爆发,旷日持久的内战长达十多年之久。

1991年在国际社会的调解之下方告终结。1998年,波尔布特被确认死亡(据强硬派说被农谢处死)。农谢等波尔布特前领导人在他死后便相继投降,接受了只要承诺与现政府合作,既往不咎的政治交易,很多波尔布特的干部现在都安然的居住在柬泰边界的拜林。拜林在金边以西240公里,这里曾是波尔布特派的根据地,柬埔寨新政府成立以后,原波尔布特派系获准在这里实施自治。联合国要求柬埔寨政府设立特别法庭,对波尔布特时代的大屠杀进行审判,2004年10月终于获得柬埔寨议会通过。目前,国际审判红色高棉法庭正在对红色高棉时期的部分当权者进行历史审判。

短短十年间相继进行了两次长达四、五年的恐怖统治(白色与红色),两次被外国侵略(越南和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真是柬埔寨历史上最黑暗的十年。

《审判红色高棉》中珍贵影像记录,这个只有3岁8个月政权,却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社会试验:废除货币、家庭婚姻;关闭学校、工厂、医院、寺庙;没收私产,集体下放劳改,谎报产量,大规模饿死人;把错误说成敌人破坏,相互监视告密,人人自危,对不同政见者肉体消灭。这就是红色高棉。

西哈努克与波尔布特的半世纪恩怨。

一个是万民景仰的柬埔寨国王,另一个是神秘冷酷的革命领袖,西哈努克与波尔布特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屡次交错,为外界认识这个国家的命运沉浮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1941年,19岁的西哈努克成为柬埔寨新任君主,登上王座不久,他就用法国殖民者赠送的“加冕礼金”在金边修建了一所学校。首批进入这所以“西哈努克”命名的学校的新生中,有一名16岁的男孩沙洛苏。这个农民的儿子6年前来到首都,和在王宫中供职的哥哥一同生活,刚加冕的国王在他心中像天神般神圣。

在西哈努克中学,沙洛苏结识了许多好友:乔森潘、符宁、胡荣、郎农……这些在西哈努克的“恩泽”下获得改变命运机会的少年,此刻还无法预见到:有朝一日,他们会走进密林、拿起武器,挑战讨人喜欢的国王和他所代表的社会人民主义制度。

国王资助令柬埔寨全国都闻风丧胆的革命者。

八年时间转瞬即逝,天资聪颖的沙特苏获得了赴法留学的资格,漂洋过海前往那个大革命的发祥地。最初,这位懵懂青年对文学和哲学感兴趣,但前宗主国和柬埔寨巨大的差异,开始促使他寻找“救国之道”。很快他和同去的英萨利、乔森潘一同加入了法国共产党,把全部热情倾注到对革命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上。

据一位当时在法国留学的柬埔寨人回忆,立志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沙洛苏的想法简单而坚定:“要是没有一个组织巩固、方向坚定的党,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得到贯彻……我要挺身而出,领导一个革命组织;我要成为它的总书记,把一切掌握在手中,所有的部长都要服从我的命令,由我来监督他们是不是背离了符合人民利益的路线。”

从1963年秋天开始,沙洛特绍担任柬埔寨共产党(即红色高棉)总书记,将自己的梦想加速付诸实践。为了保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名换姓,以“波尔”自诩。“波尔布特”的名字便由此而来。

回到柬埔寨,波尔布特曾短暂地在中学任教,授课间隙不忘传播宏伟的革命理想。不过谈到西哈努克这样的“封建残余”时,他依然高度赞扬后者在争取国家独立过程中的贡献。而在学生眼中,他和善而博学,且非常朴素。“虽然从来不说,人人都知道他是共产党。”彼时,“共产党”通常与“受过良好的教育、抵制腐败和关心穷人”划等号。

1967年,一场骚乱让柬共和西哈努克政府的矛盾表面化。波尔布特遁入丛林,从此在公众视野中失去了踪迹,艰苦的逃亡生活令波尔布特相信,只有从事武装斗争,势单力薄的柬共才能“死中求活”。熬过了靠大刀长矛充场面的草创阶段,通过在游击战中缴获政府军的武器,波尔布特羽翼渐丰。1969年底,他手下的兵力壮大到3000多人。

此时,西哈努克的权力逐渐下降,不佳的健康状况进一步削弱了他的控制力。不过率先出来发难的是柬埔寨国内的右翼力量。1970年3月,乘他出访时(苏联和中国),同时得到美国支持的军方强人朗诺命令驻扎在越柬边境的军队发起炮击,西哈努克苦心维持的“和平绿洲”成为海市蜃楼。紧接着在朗诺军事政变的冲击下,柬埔寨民主政府原本奉行的中庸路线也瓦解殆尽。

有点奇怪的统一战线。1970年3月18日是西哈努克终身难忘的日子,落难的他开始接受中国的庇护,在北京建立起流亡政府。

而在波尔布特看来,国内形势的巨变为自己的组织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遂与越南领导人范文同携手飞赴北京。此时的波尔布特依然隐身于幕后,在范文同和中国政府谈判时,他依然没有露面,却从此和昔日仰慕的国王搭上了线。

自此之后,柬埔寨王室和红色高棉结成了“不那么自然”的统一战线,共同对抗朗诺政权。波尔布特并未出现在西哈努克领导的民族团结政府内阁名单中,却是实际上掌握武装斗争进程的柬埔寨人民解放武装力量总司令。很快他向丛林中的战士们下达命令:停止攻击西哈努克,打出后者的旗帜与敌人作战。此举令这支曾经单薄的革命力量获得了巨大的声望。

同时,来自北越的援助也让红色高棉获得了新鲜血液,越共不仅提供武器,还将训练有素的士兵成建制地派到柬埔寨,与柬共并肩作战。然而随着北越的代表越来越多地参与战略制订,波尔布特对“越南兄弟”的动机产生了疑心,因此愈发不信任他人。“不能依靠外国势力推动革命,柬埔寨的革命要靠柬埔寨人民完成”,成为他教育党内同志的新内容。

眼见朗诺政权逐渐陷入革命力量的汪洋大海,西哈努克产生了激流勇退的想法,一度决定在革命胜利后向红色高棉移交全部权力,自己退休并在中国度过余生。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他坦承:“红色势力和被我称为蓝色势力的保守分子之间,到处充满了根本性的矛盾。我知道自己迟早不能同红色高棉共事,因为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面对政治风暴无能为力。随着朗诺政权的兵败如山倒,作为红色高棉“外衣”的民主柬埔寨政权,顺理成章地走进了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同意出任新政府总理的波尔布特,却让关注柬埔寨局势的观察家们跌破眼镜——这家伙究竟是谁?有人知道沙洛苏,却无法把那个青年学生与面前的革命领袖弄清真相,有人只听过他的化名“波尔”,更多人对波尔布特的情况一无所知。尽管如此,波尔布特还是从幕后逐渐走到台前。在从林中人们叫他“波尔兄”“大哥大”,进入金边后,他的绰号是“党心”“组织”;到1978年前后,他的巨幅照片出现在柬埔寨城市乡村公共空间的墙壁上。不知是柬共的隐秘作风使然,还是波尔布特本人授意,这样一场官方推动的“神通”运动,虽然看上去起了势头,却始终不温不火。和丛林游击时代不同,夺取政权后的红色高棉毕竟需要争取国际认同,应当由一个名气足够大的人充当形式上的国家元首。显然,这个人只能是西哈努克。

1975年底,西哈努克关闭在北京的“政府总部”,回到自己的祖国,很多随员对前国王的选择感到意外。他们对柬埔寨国内的政治风暴有所耳闻:遣散城市人口,取缔工商业,知识分子遭受严酷审查……此时的西哈努克仍是柬埔寨民族团结战线的主席,波尔布特为他的归国准备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本人却不肯现身。

红色高棉激进的社会改造计划,令柬埔寨物是人非。西哈努克很快发现,新体制并没有为君主制和他本人留出位置。1976年,他想去北京吊唁周恩来,孰料被干脆地拒绝。思量再三,西哈努克“识趣地”递交了辞呈,令柬共陷入两难。最后还是波尔布特发话同意前国王辞职:“西哈努克和他的妻子与革命之间形成了阶级矛盾……他不再与我们同路了。”

随后3年间,西哈努克被软禁在已是空城的金边皇宫中,每天自己打扫房间,承担力所能及的劳动;每当有友人甚至王室亲属来访,红色高棉一概宣称西哈努克“谢绝会客”。

与此同时,在外面的世界夺去成千上万条生命的政治风暴愈演愈烈。红色高棉声称,大批“外国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和朗诺余党”潜伏在人民中间,在保卫革命果实的名义下废除货币、捣毁寺院、强迫城市居民迁至农村接受“劳动改造”,进而展开大清洗……尽管波尔布特等人坚称对这些行为问心无愧,后世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约有40万至170万柬埔寨各族人民非正常死亡。

用民主终结杀戮。有些讽刺的是,红色高棉发动政治运动的理由之一是“肃清外国影响”,其残酷统治还是被外来势力造成终结。1979年1月7日,越南军队攻入金边,波尔布特只得重新躲进丛林。

眼见局势不利,红色高棉又想起了幽居数年的西哈努克,授意他前往美国出席当年的联合国大会,“控诉越南的侵略”。然而,他们这回失算了——在纽约的讲坛上,西哈努克公开抨击红色高棉将他与外界隔离,公然指责 “侵犯人权”。紧接着这位有名无实的元首便策划了生平最大胆的再次逃亡,摆脱了魔掌木偶的角色。

时光荏苒,1989年越南对柬埔寨的占领接近尾声。此时无论柬埔寨民众、东南亚诸国和西哈努克,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对局面平静充满敌意的红色高棉卷土重来。

实际上波尔布特从来没有放弃过夺回政权的念头。1991年,乔森潘作为红色高棉的代表之一赴法国参加谈判,并在《巴黎协定》上签字。波尔布特拿到四方签字的《巴黎协定》后,曾兴奋地对乔森潘说:“距我们夺回政权又近了一步。”
由于不满曾将红色高棉赶出金边的洪森上台,红色高棉拒绝参加1993年的全国大选,更不肯被政府军收编,双方很快又爆出武装冲突的火花。这回希望奇迹重演的波尔布特失望了——红色高棉的血腥过去,割断了这个组织与民众的联系;多年的游击生活也激发了厌战情绪,士兵大量叛逃。这位一贯信心十足的革命者不得不承认,自由选举的结果给他带来极其沉重的打击。

在逐步落实的民主制度面前,红色高棉丧失了武装斗争的合理性。1994年,柬埔寨国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那些曾和波尔布特兄弟相称的人,纷纷抛弃领袖各奔东西。最终,波尔布特的连襟和亲密友英萨利率部反叛,年逾花甲的他亦身陷入囹圄。

战乱、屠杀、饥饿……笼罩在柬埔寨上空的阴云渐渐消散了。1998年暮春时节,曾令整整一代人闻风丧胆的波尔布特,在一处简陋的茅草屋中孤独地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此时此刻,已经重归王位的西哈努克,正如同半个多世纪前那样,面带微笑地接受百姓的欢呼和祝福;只不过在涌动着憧憬和崇敬的人群当中,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少年“沙洛苏”了。

8.民之灾难,柬之国殇

我在记述残酷的红色高棉统治时期的亲身经历,翻阅了很多历史档案和资料,尤其近年来国际法庭与社会对暴政“政权领导人”进行了正义的审判,令我们心灵感到安慰。为帮助大家理清一些历史事实,我对当时政治人物也略作概述。

我在红色高棉时期被“劳动改造”,其血腥屠杀也不亚于集中营里的程度,相比于集中营罹难者,我很幸运地活了下来……红色高棉(Khmer Rouge)即赤柬,极左激进势力。1950年成立时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分支,名为柬埔寨共产党,1966年改名为柬埔寨民主党。1975年至1979年间成为柬埔寨的执政党,建立民主柬埔寨政权。头号人物,波尔布特(Pol Pot,原名沙洛苏(SALOTHSOR)、农谢(Nuon Chea)为二号人物、英萨利(EANG SARY)为三号人物。

神秘的S-21集中营,全称“第21号安全监狱”(英文:Security Prison 21),简称S-21集中营,是由金边附近的一所学校改建而成。

2014年,由法国、比利时、柬埔寨联合拍摄的电影《大门》,将镜头对准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红色高棉,以红色高棉真实素材拍摄的电影《大门》,只不过是当时暴虐的一个缩影罢了。在他们统治柬埔寨的3年8个月时间里面,估计有近200万人死于饥荒、劳役、疾病或迫害等非正常原因,是20世纪最为血腥暴力的大灾难之一。据柬埔寨历史资料收集中心报告,他们在美国、澳大利亚、荷兰三国的协助下,在全柬170个县中的81个县进行了勘察,在9138个坑葬点,发掘出近150万个骷髅。

红色高棉奉行的是“最纯洁”的共产主义,要消灭一切资产阶级和私有制。红色高棉的社会主义操作上比较激进。红色高棉直接消灭城市、取消货币、拆散正常的夫妻关系,一切受政府支配控制,实行最纯粹的“共产主义”。

这部电影以S-21集中营7个幸存者之一的亲身经历,真实描述来自法国的人类学家弗朗索瓦·比佐,他定居柬埔寨研究人类学,娶了一位柬埔寨妻子,在红色高棉崛起以后,他在一次回家的路上被当成间谍,投进了红色高棉打造的媲美奥斯维辛集中营——S-21集中营。这座集中营的负责人叫杜赫(塔莫),这个事件历史真实的原型就是国防部,并负责监控S-21集中营。康克由负责监狱刑事部(判决),这位杀人魔王康克由,就是他——华裔江玉耀。加入红色高棉之前是一个数学老师,在担任S-21集中营监狱长期间,康克由建立了全套的犯人管理体系:收押每个犯人有档案、编号、审讯记录、逼迫、捏造的材料和照片;他按时按量地把受害者送到杀人场,甚至把卫兵强奸女犯的惯例“整改为制度”而“合法性”。

他从“该消灭”的10到15岁的“革命敌人的子女”中,甄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将他们训练成自己的手下和折磨犯人的狱卒。

S-21集中营的真实生活是极端血腥恐怖的。犯人们到达集中营后,先要照像存盘。之后他们被强行脱去所有衣服,并除去所有可能引起自杀的物品,把他们带去没人的小房。被带往小牢房的犯人,被用手铐铐在墙上;而那些所有被带往稍大牢房的人,则是被铐在一根大长铁条上。犯人必须睡在冰冷的地面,没有被褥,连睡觉时也都被铐上的。集中营的生活非常严格,任何犯人不服从会遭到毒打,犯人的每个行动都必须由守卫批准。同样,集中营的健康问题也很严重,犯人极易患上皮肤病、虱、染疹或其他疾病,而犯人基本不会得到任何治疗,因为集中营的医生不会替病人治病的,他们的任务是让犯人能够继续接受审问。

S-21集中营的酷刑和屠杀。大部分S-21集中营的犯人会在营内看守2个月左右处决,不过一些级别较高的红色高棉干部可能拖延时间比较久一些。犯人被带进集中营两三天后,然而就会带去进行审问。集中营的审问是让犯人承认自己的罪行,如果不承认的话,犯人们是会被电击、热烙、悬挂或其他各式各样的残酷刑具进行审问。某些犯人会被用刀子砍伤或是用塑胶袋闷住头部。其他方法还有:将犯人的指甲拔掉后在伤口上倒酒精、撒盐、头压入水中以及坐水凳等等。而女性犯人有时则会受到审问者的强奸,不过性侵害违反红色高棉的规定。若是审问者被发现对犯人进行性侵害,将会被处决。虽然很多犯人会因为受不住酷刑而死亡,但红色高棉不鼓励过快的杀死犯人,因为他们需要犯人从实招供他的党羽。另外,S-21中的“医疗中心”也利用抽血的方式杀死了至少100名人犯。

审问中,犯人首先会被要求说明他们的个人成分以及家庭背景,假如他们是柬埔寨共产党的党员,则必须要说出他们何时加入革命以及在党内的职务。犯人必须按照时间先后招供说出自己叛国通敌活动的实况,最后犯人还要提供出一份名单,来指认同是叛国分子的朋友、同事或是熟人,有些名单上的人名甚至多达上百个,而名单上的人通常会被抓进集中营接受审问。

审问过后,犯人们以及他们的家人会被带往琼邑克博物馆灭绝中心(BOEUNG CHERNG EAK MUSEUM)予以杀害,该中心位置距离金边市中心15公里远。在那里他们被用铁棒、镐、弯刀或其他工具残酷的杀害。在超过15000名的犯人中,仅有7人从该集中营幸存。1979年,越南人民军进攻柬埔寨直扑金边。波尔布特鉴于这种状况,要求集中营的赤柬人员尽快处决此7人。处决日期定于该年的1月7日下午14时。但在当日上午8时,越军士兵已攻入金边,此7人亦得到解救。这7人当中,有一名叫凡纳(Vann Nath)的画家。由于他在S-21集中营度过了一段时间,所以知道集中营内的赤柬人员是如何折磨囚犯。在他移民别国后,创作了不少关于赤柬人员折磨囚犯的油画,并将此批油画送回S-21博物馆内,博物馆内的油画,都是出自于该画家之手。

电影中以法国人弗朗索瓦·比佐的视角,表现了一点S-21集中营的状况,主要是铁镣的锁铐。比起历史的残酷来讲,电影所表现的是远远不及的。电影中安排了一位年轻的画家(凡纳的原形),也就是7个幸存者之一。他所画的集中营图片流传了下来,这个是真实的历史原型。

1979年1月,一支越南军队扫清红色高棉政权,凡纳也停止了画人像。但1980、1981年间是一段更让人锥心蚀骨的艺术开始。仓皇逃窜的S-21狱卒留下的文件书写了监狱运作的大体轮廓,然而正是凡纳用昏暗,严肃的颜料描绘出的个人记忆,才活生生的展示了那里曾经发生的过往。午夜时分,蒙住眼的男子,妇女和儿童被卡车运进集中营。男人像猪一样被扎在竹竿上;婴儿从母亲的怀里被扯出来——不久凡纳才明白,婴儿会被摔死在树上;囚犯被面如铁石的狱卒刺戳,鞭打,扭送进囚禁室,再一个挨一个的挤在一起,像正在腐烂的木头。红色高棉丧失权力很多年后,此政权高层仍然否认S-21的存在。而凡纳在囚禁室到作画室的路上,一次次用秘密的一瞥记录下了S-21的当年现实。
我认为电影表现了一个西方人在柬埔寨的逃亡,如同美国人拍摄的《逃离德黑兰》相同,《大门》里面对杜赫(塔莫)和弗朗索瓦的这种“人物”,是两个不同的政治背景(扮演)角色。对于整个柬埔寨当时所发生的红色恐怖风暴,而只是使一群法国人撤侨,这点远不及《逃离德黑兰》。如果说逮捕弗朗索瓦是一个政权的荒谬,释放他出来让剧情更显得不合逻辑,电影面对大历史残酷现实下的人性刻画显得力不从心。电影取名《大门》,象征性的寓意是弗朗索瓦看到那些被带出监狱大门的人,从此有去无回,只是每次都有犯人遭到处决。红色高棉分子说“路还很长”,就再无音信。大屠杀与人类精神家园的记忆,是有良知的艺术家终要面对的,把苦难用艺术的丰碑祭奠起来,是对那些死去冤魂的尊敬,也是为了警示后人,这样的作品,还需要很多。

人道和正义终于归结历史,由联合国支持的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于2014年8月7日做出裁决,宣布判处两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农谢及乔森潘终身监禁。乔森潘和农谢曾分别担任前红色高棉国家元首及中央委员会副书记和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二人均被指控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在柬埔寨犯下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等罪行。赤柬总司令塔莫,在金边受讯,后来死在牢里。(注:因红色高棉一号人物波布尔特,于1997年被红色高棉公审判处终身监禁,次年病死。已无法接受此次审判。)

柬埔寨特别法庭指出:红色高棉中央委员会与其成员一道,为不惜一切手段通过“大跃进”快速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目标”,犯下了滔天罪行。为实现其“不用钱币”,红色高棉采取了包括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在内的手段,导致至少200万人于1975年4月从首都金边被强制遣散,转移到农村。由于这项工作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于饥饿、疾病和疲劳;此外,还有许多人惨遭红色高棉士兵无辜地杀害。

此正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红色高棉的覆灭,无异于验证了一个真理:“欺暗尚不然,欺明当自戮。难将一人手,掩得天下目。”

注:《郑源来自传》一书由作者郑源来勋爵授权柬华日报独家连载刊登,未经作者允许,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或抄袭本书。

《郑源来自传》 • 第六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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