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原牧业村的生态转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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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祁连县达玉村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的一处饲棚。 记者 贾丰丰摄

祁连县夏季牧场一景。 祁连县委宣传部供图

达玉村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放牧员才科在放牧。 记者 王梅摄

祁连县牧民赶着牦牛群前往草场。祁连县委宣传部供图

引子

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放在心上,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有机结合、相得益彰。

青海对国家生态安全、民族永续发展负有重大责任,承担着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高寒草地是青藏高原最主要的生态系统类型,发挥着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也是高原畜牧业的基础。作为全国五大牧区之一,青海草地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六成多,其生态状况决定着全省生态环境的状况。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征途上,青海广袤草原上走出生态、生产、生活共赢之路的孜孜探索,引人瞩目。

20多年前,青海畜牧业普遍停留在传统发展方式,人草畜矛盾逐渐突出,大部分草场出现不同程度退化。转变传统畜牧业发展方式的不懈探索就此展开。

2014年6月,青海获原农业部批准建设“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创新探索“股份制”“联户制”等多种经营模式。据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统计,截至2020年底,全省共成立生态畜牧业合作社961个,草原植被盖度6年间增长7%,产草量10年间每亩增长11公斤,牲畜超载率10年间下降32%,总体实现草畜平衡。50个示范创建合作社社员人均收入达到1.45万元。

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的达玉村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就是青海草地生态畜牧业改革的一朵浪花。

如今的达玉村牧民,走出“过度放牧—草地退化—牲畜减产—牧民致贫”的循环,不少人过上“社里有牛有羊、城里有车有房”的日子,生态、生产、生活协调发展。前不久,记者走进距祁连县城上百公里的野牛沟乡达玉村,探访这个海拔3000多米高原牧业村的生态转型路。

缘起

“如何改变牧民过度放牧的生产经营方式,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场春雪,宛如轻纱般覆盖在金黄的达玉草原上。祁连县野牛沟乡达玉村,像一幅优美的油画,延展到天际。

20多年前的达玉村,是另一番景象。

“整片整片的黑土滩,像牛皮癣一样遍布草原。”58岁的达玉村党支部书记多多说,因为草料不够,那时许多牛羊“夏瘦、秋弱、冬饿、春死”。

在当时的青海牧区,这般情形并不少见。“夏天,草原上拳头大的馒头花一眼望不到边,牛羊啃食后中毒的不在少数;冬天,大雪盖住草原,牛羊处于饥寒中,牧民拿着鞭子抽都赶不动。”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马清德说。

马清德介绍,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草场承包到户、牲畜作价归户,青海牧区生产力水平得到空前解放和发展,牧民人均收入一度跃居全国前列。然而,经过十几年发展,草场过度放牧现象越来越突出,全省九成以上草场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沙化、鼠害、黑土滩和毒杂草面积不断扩大,加之许多牧民惜售思想较重、品种不选育不改良,牲畜品种退化严重。

怎么办?达玉人开始转型探索。

牧民首先尝试在秋天出售所有能出售的羊,降低牲畜死亡的损失风险与冬春草场压力。可这样也错过了许多羊羔的最快生长期,经济效益大打折扣。

“羊羔经济”的探索随之展开:将当年生产的小羊圈起来集中育肥饲养,实现了不破坏草原、不降低体重。但散户饲养形不成规模,无法产业化。“如何改变牧民过度放牧的生产经营方式,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多多说。

接着是搞合作社。2008年,在上级部门引导下,祁连县建成了22个生态畜牧业合作社,覆盖全县所有牧业村。达玉村家家户户都入社,后来却发现并不“对症”:牛羊还是原来那样牧养,经营还是原先那一套,自然也没啥大变化。除了从县里领到20万元补贴,合作社基本上是个空壳子。这种不温不火的状况延续到了2014年。

这一年6月,青海被正式确定为“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畜牧业大县祁连县被确定为试点县,深刻转型的大幕开启。

祁连县农牧局生态畜牧业办公室主任马金云记得,2015年春节刚过,他随县长龙永胜等人走村串户调研,第一站就来到达玉村。

隆冬的风呼呼地刮,他们挨家挨户走访,查看牛圈、羊圈。一问大伙,都说该走合作社的道路,可怎么走,谁也说不清楚。

在村委会办公室,煤炉火旺,大伙儿围坐一起,你一言我一语,畅所欲言。“入社以后,牛羊养得不好咋办?”“财务管理不透明咋整?”“以草定畜,多出来的牛羊咋处理”……马金云逐条记下来,并根据龙永胜要求,按照合作社“咋加入”“咋经营”“咋分红”等几个方面分类整理。

“合作社这条路到底走不走得通?”晚上,睡在村支书多多家的大炕上,龙永胜和同事们回想着白天里村民的发言,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坐起身来继续交流。

3个月调研7个乡镇16个牧业村,龙永胜和同事们关于合作社改革的思路,越来越清晰。

攻坚

“这回搞股份合作,跟以往不一样”

2015年盛夏,在草原最美的季节里,达玉村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第一次筹办大会召开了。

草原上,上百号人席地而坐,围成一圈。一听马金云宣布要成立新的合作社,掌声顿时响起。听完牛、羊、草场入股和理事会选举事宜介绍,村民们欢呼声四起。“没想到这么顺利!”马金云暗自欣喜。

达玉村村委会大院里,人头攒动。填表、签名、摁手印,大伙儿都挺爽快。“马主任,这次能发多少草料啊?”村民一句询问,让马金云隐隐觉得不对劲。

果然,摁完红手印,合作社派人去牧民家集中牛羊时,问题来了:有的牧户不愿把牛羊交给合作社;有的虽然牵出了牛羊,却非老即瘦、非病即弱……

“不都答应加入合作社了吗?那就得按合作社的规矩来。”马金云赶来协调。

“加入合作社不就是填表签名,然后领一堆草料和农具吗?咋还要把我们的牛羊给牵来?”牧民不解。

“原来大家以为这回搞股份合作,还跟以前一个样。”马金云说。

大学毕业后就来到祁连县,马金云在高原工作了近30年。这个被高原阳光晒得黢黑的汉子,当过兽医,搞过人工繁育,推广过不少新技术新方法。天天跟牛打交道,也让他深深地染上了“牛脾气”,遇到困难不退缩。

“这回搞股份合作,跟以往不一样——对确定入社、整合的草场、牲畜、基础设施等,要进行彻底的优化重组、折价入股,还要签订草畜平衡责任书。凡是入股的社员,必须严格遵循划区轮牧、禁牧封育、农牧互补、草畜联动的原则,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马金云带着这些话,走遍了达玉的每一户人家、每一顶帐篷。跑断腿、说破嘴,陈利害、算细账,最后,32户牧民留在了合作社,6000多头(只)牛羊交到了合作社。

“要把合作社办出个样子来,否则对不住大伙儿的信任。”会议一场连着一场开,部门一个接着一个跑,几个月下来,看着合作社真正有了模样,理事长多多、监事长南木加这才松了口气。

参照外地先进合作社章程,达玉村合作社建立健全了社员大会制度、理事会工作制度、议事规则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盈余分配制度等11项制度,涵盖了生产、管理、服务、分红等方面,让合作社有章可循、顺利运转。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青年牧民被选进了理事会和监事会。

时年36岁的文长太,被大伙儿选为合作社生产经理。从牛羊商贩到合作社生产经理,再到眼下的合作社副理事长,文长太感慨道:“这是我变化最大的几年。虽然现在压力比入社前大了不少,但被乡亲们信任、带着乡亲们创业致富的成就感,无可替代。”

信任的前提是可靠与公平。合作社明确了合作社与牧户社员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入股牲畜和资产都作了司法公证,就连放牧员也是由合作社社员选出来的。

盘活

“通过机制创新,初步做到了产业优、牧民富、草场美”

室外银装素裹,室内欢喜热烈。马清德来了,龙永胜来了,县里各部门负责人、各村村支书也都来了。会场主席台上,210万元现金排成一排。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现金,合作社社员们略带拘谨,又笑得合不拢嘴。

这是2016年底,达玉村合作社召开第一次分红大会,地点设在祁连县会议中心大礼堂。32户社员户户拿到分红,人人激动。社员山知布家分到13万元,第一次手捧“巨款”,他激动难抑:“合作社的福,我享上了!”

那一年,入社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5万元。

当年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才科,因为家里草场少、牛羊少,分红不到3万元,但那已是他多年来到手最多的一笔钱。才科擅长放牧,2015年被选为放牧员,分红中有他的放牧工资2万元。

统一放牧后,用文长太的话说,“牛羊比以前好养了”。他胡噜一把后脑勺,滔滔不绝:“通过以草定畜、有效轮牧、科学饲养、适当育肥,现在牛只需两年多就可以出栏,羊六七个月出栏,周期短、成本低、价格好、效益高。养殖结构也调优了,5300多只羊,其中5000只是母羊,繁殖快、挣钱多。”

“以前单打独斗,牧民难以做到科学养殖。牛羊商贩来了,牧民信息不灵通,常被压价收购。现在,没有加入合作社的牧民,也把自家的牛羊卖给我们,知道我们不会让牧民吃亏。”文长太说。

“合作社实行股份合作以前,不管牛羊多少,家家户户都要占用一两个人放牧。”村民久美尖措说,“现在,合作社牛羊集中放牧,一些牧民就被解放出来了,有的到县城开洗衣店,有的开小餐馆,又多了一份收入。”

草原变黄、天气变冷的时候,达玉合作社又忙活起另一件大事——收购牛羊。合作社要办好,不仅要搞活内部管理,还要搞活外部经营。久美尖措是负责收购的5人小组组长,他们以合作社的名义到外面收购牛羊,之后再卖出去,这一进一出,纯利润达三成以上。

利润虽高,但风险也大。“特别是遇到雨雪天气,要把牛羊按时装车,安全送到屠宰点,很不容易。”别看久美尖措长得瘦小,干活是个好把式。遇上“倔脾气”不肯走的牦牛,他顺着尾巴一提一推,牦牛乖乖地跟着牛群走了。收购路上,啃干馍馍、喝雪水是常有的事。“为合作社挣钱,自己也拿提成,干得有劲。”

与久美尖措家一样,村里不少牧户在县城买了房子,妇女、老人大都进了城,照顾孩子读书。“我们的祖辈,大多顾得上牛羊,却顾不上孩子。现在好了,有精力投入到子女教育上了。”久美尖措说,“现在牧民见面,不只关注谁家牛羊多,更关心谁家的孩子学习好。”

去年底,入社社员增加到52户,入社牛羊共7000多头(只),合作社资产达2100多万元。草原有根、城里有家,牛羊换了养法、牧民换了活法,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草原也变美了。“一方面以草定畜,另一方面采取封、围、育、种、管等综合措施,探索人工干预增草技术,综合整治黑土滩和退化草场,让以前的黑土滩重新铺上‘绿丝毯’。”文长太说,“我们通过机制创新,初步做到了产业优、牧民富、草场美。”

草地生态畜牧业建设,受益的不只是达玉村。“近10年来,祁连县累计退牧还草17.5万亩、封育120万亩、治理退化草地8.5万亩,黑土滩植被盖度提高七成,鲜草亩产量从50公斤提高到350公斤以上。”马金云介绍。

草场生态治理,也为生态畜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雪皓皓,山苍苍,祁连山下好牧场,这里有成群的骏马,千万匹牛和羊,马儿肥,牛儿壮,羊儿的毛好似雪花亮……”民歌里的风景正在成为现实。

对此,放牧员才科颇有发言权。春天,嫩绿的草芽刚从土里冒出来,他小心地看护着草场,牛羊也被圈养起来投喂饲草;夏季草原最美,草穗齐膝,缀满野花,牛羊或悠闲啃食,或尽情撒欢;到了秋季,才科甩起鞭子赶着牛羊来到冬季牧场,让夏季牧场“喘口气儿”。“牛羊吃得饱,草也长得好,以前的黑土滩基本看不见了。”

长远

“走出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新路子,人才是关键”

2018年底,合作社监事长和理事长“职务互换”的消息像风一样吹进牧民家里,成为达玉村的大新闻。

那年夏天,多多来到龙永胜办公室,欲言又止,后来终于鼓起勇气:“我没上过一天学,合作社股份制改革以后,我当这个理事长,明显感觉力不从心,每次签合同心里都担心,压力很大。”

龙永胜对此已有耳闻。新的合作社选举时,大家的意见并不统一。多多是村支书,人厚道、话不多,但观念有些保守。南木加,有文化、脑子活,做过生意,当过乡供销社主任,有人觉得他更适合干理事长。

很快,在乡干部的提议下,两人顺利互换了职务,南木加任理事长,多多任监事长。多多说:“我一定干好监事长,要对得起社员们的信任。”

从县城沿滨河路蜿蜒东行,刚出城,便看到左前方林子里掩映着一座三层小楼。这是2018年达玉村合作社出资800万元购买的。一层用于合作社办公和餐饮,上面两层作宾馆。南木加带着记者参观,边走边说:“祁连县夏天游客多,旅游服务业正成为我们合作社发展的新增长点。”

“走出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新路子,人才是关键。”龙永胜说。

3年前,合作社迎来了一名返乡大学生。斗科是达玉村人,大学毕业后来到了合作社工作,打报告、写文案,当导游、作翻译,干得很投入。为了拴心留人,县农牧局出台政策,支持每名入社大学生10万元作为入股资金,参与分红。股金分红加合作社工资,斗科年收入近8万元。

“达玉合作社发展势头良好,离不开经验丰富的村干部和头脑灵活的理事长,也离不开大家信得过的监事长以及返乡大学生。”龙永胜说。

龙永胜介绍,祁连县目前建立的22个生态畜牧业合作社中,有7个经营良好,“对比之下不难发现,这7个合作社都配备了有能力的带头人。”龙永胜说,没有合适的带头人,是制约其他合作社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从全省范围看,截至目前,青海有126个合作社完成股份制改造,且经营良好。“制约合作社发展的最大问题还是缺少能人。”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畜牧业处处长杨毅青说。

跟农牧民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马清德认为,发展不理想的合作社,除了人才因素,还有思想观念问题。“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牛羊和草山作价归了户。成立合作社,要求牛羊集中放牧、统一管理,有的牧民对政策有误解,顾虑重,影响合作社股份制改造到位。”马清德说。

眼下,达玉合作社又有新动作:统一经营入社牧民的14万亩草场,发展空间还不够,又到相邻的甘肃民乐县租下3万亩草场,建起4000平方米的饲草大棚,可以容纳300头牛育肥。“民乐那边饲草料和人工成本都比这边低,适合搞育肥。”文长太说。

“目前县里7个成熟规范的合作社,各有各的路子,模式并不完全相同,有些做法是政府部门没想到的。”龙永胜说,既要学会“摸着石头过河”,也要学会“向群众问路”,充分重视和发挥基层群众的智慧,才能蹚出符合实际的路子。“下一步,县里将选择较为成熟的合作社,通过扶持、引领,让更多合作社发展壮大,带动更多牧民增收致富。”(记者 刘成友 姜 峰 王 梅 贾丰丰)

《 人民日报 》( 2021年04月02日   第 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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