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病毒所唯一外籍专家现身说法：一些外部的恶意攻击让我目瞪口呆

【综合消息】彭博新闻社官网6月28日独家专访澳洲病毒科学家丹妮尔·安德森(Danielle Anderson)，讲出她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所见所闻，现摘译如下：

安德森是蝙蝠传播病毒方面的专家，是唯一一位在生物安全标准四级(BSL-4)的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研究的外国科学家。她最后在那工作的时间是2019年11月，这让安德森得以从一个内部人士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已经成为寻找导致世纪最严重大流行原因的热点地方。

美国对该实验室的安全性提出了质疑，并声称该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正在进行有争议的功能增益研究”。安德森说，半真半假的事实和扭曲的信息掩盖了对实验室职能和活动的准确描述。

42岁的安德森现就职于墨尔本彼得·多尔蒂感染与免疫研究所，2016年开始与武汉研究人员合作，当时她是新加坡杜克国立医学院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科学主任，研究重点是为什么像”埃博拉和尼帕”(Ebola and Nipah)这样的致命病毒在蝙蝠体内长期传播不会导致疾病。

当专家认为新冠病毒开始传播时，安德森正在武汉当地。2019年底的一段时间里，每天都会去实验室，与研究所人员非常接近。她每天早上与中科院的研究人员一起搭车往研究所。作为唯一的外国人，安德森格外显眼，她说”研究人员都很留意她”。

安德森对武汉研究所这座最大的生物污染实验室印象深刻。这座混凝土掩体式建筑具有最高的生物安全标准，要求空气、水和废物在离开该设施前进行过滤和消毒。她说，有严格的方案和要求，旨在遏制被研究的病原体感染。研究人员需要接受了45小时的培训，以获得在实验室独立工作的认证。

培训过程要求科学家展示他们对控制程序的了解，以及他们穿气压服的能力。”这是非常非常广泛的”，她说，进出实验室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出发时需要同时洗一个化学淋浴和一个个人淋浴，这两个淋浴的时间安排得很精确，这使得离开实验室变得特别复杂。

武汉实验室采用定制消毒剂，安德森受其启发，在自己的实验室也引进了一套系统。她通过耳机与实验室指挥中心的同事进行沟通，以保持通讯顺畅和安全警戒措施，确保没有任何差错。

安德森说，2019年底她在武汉研究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人患病”。此外，有相关程序可以报告与高控实验室处理的病原体相对应的症状。她说：如果有人病了，我想我跑不掉，但我没有。在接种疫苗前，我在新加坡接受了冠状病毒测试，但从没感染病毒”。

不仅如此，安德森的几位武汉合作者，还在12月底到新加坡参加尼帕病毒研讨会。她说，实验室里没任何人染病的消息。”没谈这事儿”，安德森说，”科学家们很八卦、挺兴奋。从我的观察来看，没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如果有，你会感觉得到”。

安德森比大多数人了解病原体是如何从实验室逃逸出来的。她说，SARS是一种早期的冠状病毒，2002年在亚洲出现，随后有几次从试验室逃出。她承认，理论上实验室里的科学家有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自己，又无意中感染其他人。”但没证据表明发生了这事”，并说”可能性很小”。

至于人工制造病毒，安德森表示，获得制造病毒的授权需要各级批准，并且有严格限制的科学做法。例如，科学家在分离出1918年西班牙流感病毒数十年后，就暂停了对该病毒的研究。她说，即使病毒功能有提升也很难实现。这种技术被称为”反向遗传学”(reverse genetics)。”当你想让它发挥作用时，而真要发挥作用却是非常困难的”。

安德森在新加坡的实验室是最早从中国境外的一名冠状病毒感染者身上，分离出新冠病毒并培育出该病毒的实验室之一。即使是对于一个研究冠状病毒的团队来说，这也是个复杂而具有挑战性的过程，他们知道冠状病毒的生物学特性，包括它的靶蛋白受体。她说，”任何试图制造新病毒的个人，都不会知道这些关键方面”，即便如此，研究人员研究病毒基本组成部分和基因指纹的材料，最初也不具有传染性，因此他们需要大量培养才能感染人。

尽管如此，安德森确实认为需要进行调查，但中国境外媒体对实验室的描述，以及随之而来对科学家的恶毒攻击，则”让她目瞪口呆”。

安德森是去年11月被任命为一个国际特别工作组研究病毒起源的十几名专家之一，她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但在2020年初她揭露了网上发布的有关大流行的虚假信息后，成为美国极端分子的攻击目标。随后的谩骂促使她向警方报案。许多冠状病毒科学家在过去18个月所经历的暴力威胁，令他们不敢直言，因为他们的话有可能被误解。

武汉出现了引发传染病暴发的因素，即人与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的混合，为一种新的人畜共患疾病的蔓延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在这方面，新冠肺炎的出现，也是遵循一个熟悉的模式。她说：“研究人员必须研究新冠病毒的灾难之路，以确定哪里出了问题，以及如何阻止未来具有大流行潜力的病原体传播。病毒是在适合的时间出现在了适合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导致了这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