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源来自传》 • 第五章（上）

第五章 人间劫难

1．人人自危的华灵社

我们一家人继续在华灵社接受改造，各种危险不时来袭，对着这群山兵喽罗，苦不堪言。抚今追昔，血雨腥风，泪如泉涌。正义得不到伸张，令人悲愤交加，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悲鸣；淳朴的人民被当做奴隶用、甚至被杀戮，天下人唏嘘，这段史实令人不忍卒读。

红色高棉紧锣密鼓在肃清党内异己，也从没松懈对人民的暴力行径。其言其行惊世骇俗，推行大跃进如火如荼，倒行逆施，强迫劳动；稍有不满即是斥责、辱骂、皮鞭和棍棒，或者直接处决了事，人如蝼蚁，自叹命运不济。

屈指算来，在华灵社已艰难熬过了6个月的时间。形势忽然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场红色高棉内部的斗争迅速蔓延开来。

红色高棉出于维护统治目的，对自身组织称号“纯洁”，已近乎呈现黑暗，变得乌烟瘴气，更大规模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据称波尔布特喜欢用“内奸或瘟神”的语句，来形容其党内异己分子或思想歪风：“它们（指党内的异己思想）非常周密无懈可击，无处不在，所以党的眼睛必须时刻睁开。”红色高棉从夺得政权开始以肃清亲越分子（高棉身，越南心）、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为借口，对红色高棉内部展开残酷清洗。

统治阶级的疯狂意志如同可怕的瘟疫，迅速蔓延到柬埔寨每个角落，连呼吸都能嗅到政治气息。每个地方都在开展对“旧社会”政府工作人员、军队官兵、资本家、知识分子等的搜捕和清洗。用卡车等工具将此类人员大量运送至某集中地处决，一般采用棍棒殴打至死或直接枪决等残暴方式。行刑前命令受刑人去挖深坑，人们很清楚这是在自掘坟墓，面对丧心病狂的血腥杀戮，已成阶下之囚徒平民没有机会反抗，只有温顺地屈从待毙。行刑前强令受刑人站在坑的旁边，然后一人一木棒重击在脖后，不管是死还是活，通通都推进坑里埋掉或者从高山悬崖被推下；行刑后有幸存的人眼看“黑狗”不在刑场，偷偷爬上来活到现在，亦是人间奇迹。

华灵社人人自危，不少人白天劳动回来被叫去集中“开会”，有的一去便没有回来。人去了哪里呢？没人敢提，也没人敢问，其实个个心知肚明。

人们想要逃跑谈何容易，到处都是红色高棉的人，走到哪里都必须要有“通行证” 或“ 介绍信”，不然要严加查办，而且还要进行身份登记，想要逃出柬埔寨去泰国或越南更是危险重重、难上加难。首先缺少的是粮食，加之山林茂密险恶重重，路途遥远容易迷路，即使幸运没有饿死在半途，也有可能被遍布在边界的红高棉士兵抓住，或者踏上地雷暴毙；倘若逃走风声一旦暴露，必然要牵连家人与亲属。既知躲不掉，只好听天由命。我同家人小心翼翼、安分守己，不敢做逾越纪律的事，好好地“接受改造”，避免惹上麻烦。每一天的日子如惊弓之鸟担惊受怕，常常暗自祈祷，不要让厄运降临到自己头上。

2．被迁苦难的盐田村

不久，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阶级斗争开始发动，清扫所有被怀疑的资本家，遣送到国内各省偏僻地方去改造，且分配居住在一个荒山地区耕种。被迁徙之民凶多吉少，我家也不幸被卷入其中。当时红色高棉把我的家族强行拆散，同时怀疑我本人是资本家。我的大家庭当中，只有我一个家庭被“黑衣”移往国公省盐田村（Anlongthmor）再度接受改造。我家从此远离父母和兄弟姐妹，开始了红色高棉所谓的重新学习无产阶级的人生，感受酸辣甜苦涩滋味，完成自我改造的革命生活。

没有人可以选择，一切都须遵从安卡的安排。运气好的一些人，还能分配到鱼米比较充足的地方（老社员集中地），到了那里，虽然也很艰苦，但饿死的几率会小一些。倒霉点的人员被分送到穷山荒野，就得开垦荒野、构筑水渠去种植水稻。荒野环境恶劣，一下起雨几乎没有地方可以落脚；加上水土不服、吃不饱，超长时间体力劳作，疾病流行又没有医药，在那就等于受活刑，每天都在跟死神作斗争。

全家人被迫离开华灵社进行第二次搬迁，就像当初被赶出金边、赶出西港一样，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可以躲得过这样无情的劫持。在红色高棉管控的柬埔寨，家园和家庭的概念正在被摧毁，只有安卡的意愿是至高无上的。而这每一次迁徙，就像一次重大的命运安排，稍有不慎我们一家人便被带进一条不归之路。

国公省盐田村距离华灵社有一百公里左右，我一家人辛苦跋涉来到这里，困顿的生活雪上加霜，一切再次从零开始。

在华灵社住了六个月，好像已经开始清算资本家，当时我太太已经分娩，孩子才刚刚满月。这次强行转移到国公省盐田村再继续给“黑衣”做苦力卖命劳作、耕田，就是当奴隶来凌辱，凭借势力践踏人权。所谓农奴翻身算老数，换你背上来耕田，这也叫打资本家运动，要我们洗心革面。

盐田村粮食比华灵较充足，初时刚移至一个村庄歇脚，路边的木薯竟然没有人去挖。我们刚搬迁来的人都非常饿，看到木薯很高兴，在华灵时每人只是给吃半牛奶罐米而已，大家看到木薯便挖来煮着吃。其中有两个本地人因过于饥饿，见到食物虎吞狼咽，结果吃得太饱，导致消化不良内脏受损，当天就死掉了。

我的一家被分配在一个简陋的旧屋居住，这个地方叫做水井村（ANLONGTHMOR），是华人聚居地，可见家家户户都贴对联，还设有祖龛（祖位）呢！后来才知道都是海南人后裔。水井村属于鱼米之乡，每天三餐可以保障，早上吃粥，中午与晚上都有米饭吃，小孩子一样吃得饱。木薯到处都是，没人去挖，我们很是幸运。尤其是太太有小孩，在饭堂享受特别待遇，都有白米饭吃，而且还有鱼、牛肉等营养菜类，六个月之内不用工作，等到孩子大一点才安排做一些轻便的工作。有时如果感觉到腹中饥饿，还可以把带去的东西，如黄金、布匹、沙龙、衣服等自由地同老社员作交换，换取食品。甚至还有部分老社员发自内心的慈悲怜悯，暗地里时常供应粮食给我的家庭解饿。后来为了报答他们的恩情，我太太就拿出一些从西港带来的布匹、味精、面巾、衣服和沙龙（Sarong，一大块布做成的长筒裙），尤其是褥单、布匹撕成水巾分送给老社员。老社员们非常高兴，都说我心地好，人品善良，加上我平时为人踏实稳健，后来便安排我到食堂当伙夫（负责煮饭）。

借此机会，我和家庭成员侥幸逃过刽子手的毒手，勉强得以生存。不过身边许多同时期来的“新人”，没有这种幸运待遇，渐渐沦为饿殍，惨不忍睹。在红高棉时期要有灵活性，活学活用才能得以生存。

总之，盐田村还是比华灵社好过得多，一年后我太太被派去下田劳动，一切酸辣苦涩的滋味同样也是需要体验。我太太下田插秧时,蚂蝗（水蛭）叮咬她，女生最怕这种水生物，也是她一生最怕的东西，有时会尖叫起来。日子久了自然而然地成了习惯，老社员提醒她下田时准备剪刀带在身上，碰到水蛭时用剪刀把它剪断，或者用红灰和烟丝混在一起擦拭双脚，水蛭就不敢来了。据说水蛭最怕的是蜜蜂糖，把它浸泡在里面就会溶化为水了。

记得刚到盐田村时，老社员都说我：“面白白，这种人哪会工作呢！”我听后非常害怕，工作时我认真努力，做出成绩给他们看。后来才得到老社员的认同，从此以后就不对我白眼相待了。

这样“三餐饱肚”的好景机遇并不长，1977年不再呈现了。可是他们还记得我刚来到的时候，对他们有点“心意”，而且还向他们提供一些用品，便又再分配我继续当“火头军”煮饭。所以，我一家人才幸免饿死。

回顾当时生活状况，政局实在没办法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每次煮饭都以炼奶罐作为量具来计算，一个大约500多人集中就餐的大饭堂，政权当局规定只发给35罐白米的食量。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这个“火头军”也变不出米饭来，就这样每餐只能煮稀拉拉的粥水，一点营养都没有，有时找野菜或木薯来充配，偶尔有点鱼干。接下来的日子粮食每天越发减少，两餐基本无着落，大米供应开始紧张起来。每个人都疲劳过度，如果工作不偷懒，舍命地干活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加快速度把自己往死神的怀里送。

政局变化无常，由于新政策制度变革，我不再享受优越的权利，连煮饭的待遇也被剥夺了，同样要下田劳动。组织把人民分甲、乙、丙三类进行管理，甲是老社员，乙是新社员、积极社员，丙是老人、无劳动力、儿童等。对此，我是新社员，划归乙等，便被安排下田耕地了。

在红色高棉时期新社员住的房子大部分都是自己搭建的，大家就地取材，建成什么样的造型便住什么样的房子，不懂建造也得乱搭，否则没有地方落脚。简陋的茅屋，晴天热气逼人，蚊虫滋扰；雨季水漫屋底四处湿透；两餐不继，劳作超时，炎日当头照，散步限界线。有句俗语可以概括：“日晒皮当衣，肚饿水充饥。雨来满屋水，行走方里地。”

当时红高棉过的生活非常糟糕困窘，环境之恶劣实在笔墨难以形容。煞气逼人的日子里，令人不寒而栗，即使已脱离当初的险境，身处平安之中，往事就像发生在昨日。想起当时的感受，触目惊心使人伤感落泪，没完没了的高强度劳动和枯燥乏味的政治学讲座，仍是“解放思想、大跃进”“ 搞活经济、自力更生”的旧主题。

大雨滂沱的雨季来临，盐田村里水漫荒野，到处泥泞不堪。田野里到处是吸血的蚂蟥，有时一脚踩下，待到起身时，整腿都爬满吸血的虫子。许多城里来的新人，尤其是年轻姑娘对此更是恐惧至极，惨叫连连，身体衰弱的直接吓晕在田里。红色高棉的监工对此不闻不问、毫不同情，整个田野一片惊魂失措。

有一天我正在歇息，忽然间视野里瞥见几个“黑衣”向我走来。他们嘀咕了几句，便叱问道：“你在旧社会做什么工作，是资本家吗？是不是？”声音一出，忽然把我整个人吓得抖颤，这来意不明的突袭，加上一副狰狞态度令人畏惧。我把头埋得很低，心砰砰直跳，一刹那间我只觉得头皮发麻。

我思维急转准备应付这群山兵流寇的提问，知道这是来意之不善，外面免不了听风就是雨，我稍稳了一下心神，还是有些战兢地说：“我不是资本家。是一个真真正正、地地道道的庄稼人，老家响水甘再，可问便知，哪里会是资本家！是他们谎报误会了我，在旧社会我是个维修自行车的匠人和种果园的农民。”

“修自行车的？你若是对安卡撒谎，你要知道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黑衣”大声恫吓审问。

“没有撒谎，我就是修自行车的。凡是住在贡布的人都会知道。”我依旧平静地回答，予以自卫。

“如果你主动对安卡坦白，我们会原谅你，帮你改造！”见我如此镇定，“黑衣”的语气忽然温和了很多。

此时此刻，如果我承认只有死路一条，一口咬定反而还有生机，“黑衣”对“新人”软硬兼施，出尔反尔的事在这里已经见怪不怪。有时他们会突然变换话题说国家需要技术人员、需要教师、需要会讲外语的人才，这些人可以不参加劳动，报名去做更重要的工作。有人信以为真，去报名等于上了当，自投罗网也就彻底消失了。

“黑衣”见我回答得如此坚决，一时没了主意。危急时刻旁边几个老社员也帮忙说好话（平时相处关系比较好）。“黑衣”仍然不依不饶：“那好，去找一辆自行车来修理，让我们看一下！”这显然是要验证我讲的是不是实话。

不一会，一辆轮胎漏气，断了链条、歪了轱辘的自行车被送到我的跟前。看来，还要一番专业校正呢！

此时，我胸有成竹地蹲在自行车面前，心里也不慌乱了，我便告诉“黑衣”我需要几样钥匙（器）工具，显得一副专业修车手艺的样子。“黑衣”哪里知道我是靠做自行车起家，从小就对自行车有特别的爱好和研究，虽然已经很久没有碰过，但维修眼前这点小故障，对我而言不算什么。

很快自行车被我修好，“黑衣”看着我娴熟的技术再也无话可说，我又成功躲过了一劫。本来很快就可以修好了，但我也要利用此时间略作休息，所以把动作故意推迟一点。

说到这件事令人感慨之余，更多的是心寒！解放后我才知道，原来偷放风声说我是资本家，招致“黑衣”来刺探我的人，竟然是我的一个亲戚。

分析事实也不奇怪，在红色高棉水深火热煎熬中，难免有一部分人经受不起折磨，心情浮躁，善良泯灭。我住的地方，眼见一个家庭是贡布的，旧社会实在是个有钱的人，在“黑衣”管控时期，他孩子偷了黄金拿去换米煮饭吃，饭熟后不肯让他分享。后来他（父亲）一念之差上吊自杀。为了争一口饭，家庭发生如此悲剧，酷虐的社会使人失去理智和亲情，有些人就连自家父母、孩子都各不相让，闹得鸡犬不宁；很多夫妻毫无包容、互不体量，在困难面前各自纷飞。

一切皆历历在目，尔虞我诈的社会乱象、苦痛不堪的经历，真是说不完道不尽！俗语讲：“一朝无食，父子无义。二朝无食，夫妻别离。三朝无食，何来伦理？四朝无食，偷为上策。”

一场灾难性的可恶战争，在没有人性的红色高棉统治下，使国家造成分崩离析的局面，导致柬埔寨人民骨肉拆散，家庭支离破碎，家不像家，国不成国。

红色高棉内部发生严重矛盾，开始清洗派系异己人士，而且无休止地争斗，时局动荡不安摆在台面。我们必须要谨慎言行还要服从安排，接受更多的教育学习和生产劳动，不服从的严重后果只有一句俗语就是：顺其者生，逆其者亡。我亦无更多选择，只能以万变应百变，君子不吃眼前亏。

红色高棉时期粮食是人民最需要，却成为最短缺的供应物资。三年多时间里，柬埔寨饿殍遍野，因食物匮乏而饥饿致死的人不计其数。曾有一段时间，粮食只是勉强满足第一等力量的青壮年；至于二、三等力量的年老、病员、儿童的人们，只有苦苦期盼组织能多分发一点粮食。我们一家也不例外，煎熬在有一顿没一顿的日子中，经常断炊，无以为继。

为抵抗饥饿的威胁，我趁着休息的一点时间，拿着草包、扁担赶往海边寻找铁钉螺，以便能给孩子充饥果腹，还必须要争取时间回来上工。一担铁钉螺大概50公斤左右，有几公里路程，到家后交给我姑妈处理，立刻奔向田野里去劳作！倘若被红高棉组长发现了就会完蛋，他不但批评，而且还记大过或找我更多的麻烦！铁钉螺要留放三天，令它排泄出废物后，吃了才不会拉肚子。孩子们看到自己有了口福，个个笑逐颜开，既可爱又觉得很是可怜！

有一次我被分配到田里驾牛车载秧苗，由于不懂操控，耕牛没有照路线走，经过田埂堤垄时，突然整个牛车翻覆倒地，牛车上载着的满满一车秧苗顿时洒落遍地，损毁不少。慌乱中我赶紧抢收掉到田中的一些秧苗，还好在几个“旧人”的帮助下，才把牛车纠正过来。整个过程非常狼狈，后来秧苗勉强送到田中去发给农民插种。所幸这个过程没有被红色高棉组长看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还有另外一次分配我去犁田，不懂牛性更不懂操作犁，时常弄错了路线，幸好有我读书时的柬文老师在后面调整，倘若不是如此，又会被“黑衣”训斥或责罚。

“新人”们大都是从城市被迫迁移到农村，哪里承受得了如此强度的荒野劳动。因长期饥饿、休息不足，人们身体状态也随着物质的匮乏力气开始每况愈下。生病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撑不住直接累倒在田野里，生命就此慢慢地被无情的死神一个一个拖走。

一开始参加劳动的时候，人们还都拿出积极性和主动性，争先恐后表现“新人”改造的决心，响应安卡的号召。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人在屋檐下，岂能不低头。”表现都是被逼无奈的，只盼望辛苦的劳动能换来红色高棉的认可，为家人赢得平安和温饱，以维系活命。可是到了后来，累死累活的人们发现，红色高棉根本没把人当一回事，再怎么努力的劳动，也换不到他们的一点同情心！从此大家便开始偷偷放松了，有红色高棉在场的时候就装作拼命的干活，红色高棉不在场的时候，都偷偷休息，喘一口气，以此节省体力。甚至，不会吸烟的人，也都装作有吸烟的习惯，便可以乘机歇息。

诡计多端的红色高棉军官很快发觉其中跷蹊，调查出人们有怠工的“猫儿腻”，立即采用狡计迫使“新人”们就犯，在劳作上施加极大的压力，几乎喘不过气来，可以说是厄运临头，人们求生本能又只好卖命干活。在这个艰辛的过程中，无情的爪牙们严酷执行以粮食攻打人民的策略。

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大转变，管理官员走到妇女们插稻苗（栽到水田里的水稻幼苗，中国称插秧）的田地里宣布：“每个人只要插够2个度量（每个度量为40把）的稻苗，谁先插好、插完，谁就可以提前回家。”

大家听后非常高兴，因为提前完工可以回家多陪陪孩子，照顾家庭，于是都不由得加快劳动的速度，加倍努力地插稻苗，争取提早回家。那天的辛苦换来了回报，大多数人都在下午3点前提早完成了插苗工作。每个人都累得气喘吁吁，不过想到能提前回家，心里还是非常高兴全力以赴。

第二天，大家照常来到稻田里准备插苗，红色高棉主管这一区的组长又给大家宣布新的任务：“昨天大家都做得很不错，所以要提高革命意识，大家必须积极埋头苦干，从而加快革命进度，我们的工作可以做的更多更好……”这个家伙似乎话里有话，表情也是阴阳怪气。不出所料，组长开口要求今天每个人增加1个度量，即每人需要完成3个度量，共120把稻苗的工作总量。大家一听全都傻了眼，可是各个人都敢怒不敢言，只能默默承受，在心中暗暗祈祷不要再增加工作的规定量。

然而事与愿违，没过几天红色高棉组长又加增了工作量，此后每天的工作别说提前完工回家，能准时完成工作都要累到手指发颤。无情的红色高棉组长屡次要求大家：“我们应该要拿出勇气、积极主动来为国效力，这才算是革命真诚的劳摸！”直到有一天，工作量增加到人们实在无法承受，后来在大家苦苦哀求下，来一个恭维奉承，组长才取消胡乱继续增加工作量的口令。

然而不管劳动强度多么繁重，困苦的生活条件还是一天天加重，人们累死累活也不可能多换到一口饭吃。在红色高棉眼里，人，尤其是“新人”，与耕田的牛似乎并没有差异。他们说：牛是伟大的同志，不许用鞭子揍它，谁敢打它谁将会受到惩罚、甚至是触及刑法，属于反革命分子。

红色高棉悖于常理、逆天而为，把人民当作机械来使用，大力推动农业生产，不仅剥削人们的劳动果实，要民众忍饥挨饿，而且稍有不慎就丢却了性命。我经历了华灵社那段黑暗的日子，不但劳动血汗被剥夺，还不时受到红色高棉爪牙的威胁，许多人经受不住那样强度的劳动和摧残，导致众多人不幸罹难。

耕田没有牛，红色高棉干脆命令人来拉犁，建设水坝，筑堤蓄水，全都是人工。劳动越来越繁重，最苦最累的任务都命令“新人”去干。每天工作达13个小时，早晨6点到上午11点，下午13点到17点，晚上19点到23点。即使旧社会西哈努克亲王及朗诺政权时代，也从来没有开垦过的地方，红色高棉都要力求全部开垦，寸土不留。米饭依然不够人民充饥，这种肆意虐待人民的暴政及无人性的白色恐怖分子，必然导致其政权迅速土崩瓦解。实乃：天长命短。

强行迁移来到盐田村，同样在这种极端思想的引导下，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赤脚土政策所发布的愚民政令，大打封建遗毒，即如雕龙刻凤大宇打拆造桥，汽车解体拆来做铁铲、铁锹当农具，汽车机器当泵水机，金项链拿给狗带等等！荒唐闹剧讽剌不断，故意侮辱资本家。意思是说打砸清除封建制度的歪风和产物，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荒谬绝伦。

平原的土地全部进行开发以外，“新人”们还被要求上山开垦森林种植山稻，竟连大片原始森林都被砍伐烧光；柬埔寨延续千年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国家的珍贵财富被红色高棉视若草芥，取而代之的这一点点农作物所带来的收成，竟然解决不了温饱问题，几乎毫无意义。这样缺乏科学依据的愚昧政策，让人看在眼中，痛在心中。

红色高棉不懂得科学、杀鸡取卵式的“大兴田亩，广修水利”，让柬埔寨整个社会陷入极其混乱和窘迫的境地，社会工商业全部无法运作，在种种的压力下戛然停顿，仅有的农业也让人民吃不饱肚子。粮食供给越来越稀少，饥饿引发灾难，营养不良使得人们缺乏抵抗力，甚至开始染病，各种疾病迅速蔓延的趋势不断恶化。医疗机构缺乏专业的医生和药品，救死扶伤的医院沦为统治者草菅人命的场馆，每一天都有人在这里死亡，草药称作“药品”，好像兔子屎充当药品，椰子水被充当静脉输液水，“适用”于治疗各种疾病。

当人们因过度劳动、饥饿和营养不良造成疾病，纠缠难熬的大都死去，导致大量劳动力人口不断锐减。此消息被报告到金边上司时，不但没有理睬，而且中央领导层往往迁怒于这是“阶级敌人”在捣乱，命令展开对“新人”更为严密的监控和清洗。可见，安卡对人民的死活无关痛痒、不动于衷，一切都视若无睹，无关其事。

红色高棉中央制订的粮食纲要已经成为该党的指导方针（首要政治任务），层层下达，被当作武器来应对人民中的一些骨干份子，如果工作不能如期完成，中央肯定会向地方干部兴师问罪。这势必促使基层干部将压力发泄在“强制人民劳动”上，“新人”们已被胁持，处身在水深火热之中，环境难熬实在无法自拔，命运多舛任由暴政宰割践踏。实乃：求天天不应，入地地无门。人生临此境，枉然叹不幸。

“新人”们没日没夜地工作，想要放假休息那是痴心妄想。除了新年和胜利日可以休息，然而所谓的休息却让人“享受”更加痛苦的精神折磨。节日的主题是整日在广场上聆听红色高棉念经布道：什么无产阶级体制，自力更生，大跃进，什么路线与主义；反反复复全都是老调重弹的谎言；一遍一遍的理论灌输，或者自我批评，自我揭发……所含内容确实让人不寒而栗。而这时候如果你表现出一点不耐烦或是打着瞌睡，你就可能惹到麻烦上身，贴上反“革命分子”的标签。

台上念经布道的红色高棉官员，一个个高谈阔论，鼓吹大饭锅的优越理念，顶着肥头大耳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力更生、提倡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创造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体制，台下听讲的民众，却因饥饿、疲劳、疾病而一个个骨瘦嶙峋。此情此景，这对红色高棉政权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我终于体会到“民以食为天”的含义，红色高棉是用粮食当武器，在攻打饥肠辘辘的人民。

有句古话道：“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生存环境如此恶劣，将人间的情意剥夺殆尽，人们无法接受这个无情社会所产生的残渣余孽。

在实行高压管控统治的红色高棉政权面前，手无寸铁的人民是敢怒不敢言，无力与黑暗政权进行任何正面的反抗，在饥饿与死亡的威胁面前，大家只能尽己所能自我拯救。

红色高棉禁止一切形式的商业贸易活动，然而出于求生本能的欲望，而产生了易物所需，在“新人”和“旧人”之间渐渐形成一个隐蔽的交易市场。所有“新人”被赶出家园的时候，身上都会携带一些物品，虽然被红色高棉几次收缴，但每户人家都还留有一些私藏的衣服、布匹、味精、手表、钢笔等东西，有的人还藏有黄金和首饰。由于红色高棉命令禁止一切商业交易，但这个黑暗政权的虚伪性，让“旧人”们也渐渐对之不以为然，也怨恨在心，“旧人”们对红色高棉的很多政策也是阳奉阴违。其实红色高棉的大小官员又何尝没有欲望呢？极端统治导致红色高棉内部渐渐腐化堕落，营私舞弊亦是普遍现象。在红色高棉眼里，黄金比他们口头信奉的“主义”更具诱惑力，许多红色高棉官员也利用手中权力扣发原计划分配给“新人”的大米等食物，再偷偷转移到黑市中交换他们想要的黄金首饰和物品。

“新人”们私藏的一些从城里带来的物品，都是令“旧人”眼睛发亮、十分受欢迎的东西！他们用“新人”们最需要的救命物资，如大米、木薯、地瓜及其他食物跟“新人”们偷偷交易。在战乱的政权管控之下，很多交易价格都不以为意的，因为“新人”们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他们首要的愿望就是保住性命。

拿出仅有的一点私藏用品来交换粮食，才能够填饱肚子，交换食品是彼此双方事先倡议，同意不得泄漏风声，一旦暴露后果就不堪预测。野菜野果基本已经被挖空、摘光；香蕉头、木薯根也常被拿来炊熟给孩子们充饥。忆起那个混乱的时代，饥不择食的情况下，蛇、老鼠、青蛙也能被当成美味佳肴（和平时期蛇咬青蛙，一听见声音都来相救，但这个时候完全不同了）。可是很奇怪，在“黑衣”时期，辣椒吃不辣，猪油比猪肉更香甜，而且牛皮索煮熟像海参一样。最好的还是趁休息的时间，偷偷跑去野外的溪涧、坑沟戽鱼，或去池塘、河里捕鱼，溪中也能放钓撒网。黑白颠倒的岁月，如果不想办法，即使是死掉也没有人来帮你哭诉冤屈。

人们被饥饿所折磨，眼见无法生存，绝望的目光都将自己的躯壳寄托在这片惊涛骇浪，莫不熟悉的贫瘠土地上，形同放逐在迷茫险恶、血腥统治的屠宰场，这种奇事趣闻绝无仅有。

饥饿的滋味让人丧失理智，也让更多人铤而走险。人吃人的事情，我没有亲眼见过，但是经常听说。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言尽无辜之悲，就是当时柬埔寨华人的悲惨命运。

还有最令人震恕的事件，当人人处在凄风苦雨中煎熬时，红高棉负责县委经济组长，名叫梳阳（soyang），在他身边服务的女人，大约四十人左右，都被他以权势强奸，如有身孕的找藉口加罪杀掉，无身孕的许配给身边卫兵当妻子。听说各地都有发生这种悲天悯人的惨剧。

红色高棉当局是反对“新人”在家中开小灶的，出去捕鱼偷食也是冒着巨大的危险，如果被发现或遭人举报，将有可能为之付出惩罚或严刑的代价。但为了养活嗷嗷待哺的孩子们，我和太太无暇顾及太多。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专业的捕鱼工具，每次悄悄趁着月光，两人带着戽斗（一种用柳条、竹篾或木制的水筲，两侧系有长绳，耳斗状提水工具），偷偷来到野外的水壑或小水塘戽鱼。

首先应观测水坑是否有鱼在游动，注视水纹证明有鱼后，然后才下去开始用戽斗拼劲往外排水，水排干后，就见到塘里之鱼儿在淤泥里滚来滑去，接着双手便立刻揸到淤泥中去抓鱼。由于长期高强度的劳动使得我太太的双手患有麻痹症，鱼经常在她手中溜走，抓不到鱼。幸好我稳住阵脚，慢慢掌握抓鱼的窍门，有点抓鱼经验，才能把鱼抓到手，那一次还算是好运气抓到不少鱼。我们抓到鱼儿偷偷带回家中炖煮，一家人就算享用到丰盛的美餐。即使抓到的小鱼、小虾，因肚子闹革命也全都享用。我曾苦笑地自嘲：“脚湿嘴嗅腥，此乃饥不择食所为也。”

恐怖的经历让我心有余悸，在红色高棉的统治里，仿佛是人间地狱一样，生活度日如年。有时候有些人不小心犯了错误，或得罪了“黑衣”，半夜三更便会被抓去“改造”，实际是带到秘密的地方用私刑或被处决，这些人一去就永远不会再回来。几天后，“黑衣”大方地拿着那些失踪“新人”生前的衣服，发分给老社员。此情此景，已经没有什么话来形容，令人胆颤心寒，那便是：“黑狗太残忍，藐视骨肉情。”

在饭堂干伙夫是最好的岗位，但我己经被下岗了。日子过了没几天，饭堂就遇到更可怕的粮荒，也是意想不到的，这是突如其来的灾难……断炊迫在眉睫，但管理单位是否有办法解决却是不得而知。

想办法吃饱肚子才能活下去，粮食紧缺问题仍然是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黑市交易依旧在进行着，除此之外唯一能指望的就是大自然的赐予。

每天在田野劳动时，我总要处处留意，有时抓到一些田螺田蟹、小鱼小虾，便偷偷藏在裤兜里，晚上带回家给孩子们当作礼物。

注：《郑源来自传》一书由作者郑源来勋爵授权柬华日报独家连载刊登，未经作者允许，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或抄袭本书。

《郑源来自传》 • 第五章（中）